每个女性主义者心里大概都藏着这样的一个晚上。一边走一边哭,不明白自己为什幺哭泣,只知道自己被错误地对待(mistreated)了;看不清世界的恶意是什幺样子,但知道自己遭遇到恶意的压迫。那是女性主义者的新生时刻。从那之后世界的色彩改变了,本来看不见的压迫都看见了。

那个晚上,父权现身了。你跟父权交手,败下阵来。

父权在我大学的时候清晰地现身。第一次撞邪,刚上大学没多久。我与一群在高中跨校营队里认识的朋友一起办活动,讨论当代人文议题。期间大家玩得很开心,描绘知识的脸孔,激烈地辩论台湾的政治社会议题。我们惺惺相惜,共同体情谊渐长。人们都说大学时期的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,我以为这群神采飞扬的伙伴就是他们,好兴奋要跟这些人一起长大,改变台湾成更好的地方。

隔几个月,几个他校的伙伴到台大聚会,晚上住在招待学舍要通宵聊政治。我社团结束后兴匆匆赶去,路上接到电话叫我去买宵夜。我接令去买了一袋滷味,走在舟山路上,又接到第二通电话,说不要我过去了,因为他们一群男生今晚不想要女生在场。我提着一袋宵夜,傻了,站在小小福旁不知何去何从。

那我这一袋滷味怎幺办?那头心无城府的声音说,那妳就拿过来了再走吧。我当下又气又困惑,我们不是好朋友吗?为什幺只因为我是女生就排挤我?只能赌气地说:「不要,你们自己来拿,我不帮你们送。」挂了电话又责怪自己没风度。

后来,真有个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家伙傻呼呼地跑来拿宵夜。我对他发了一阵脾气,可能还哭了,把他吓得不知所措。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好像谁都没错,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伤害。一路哭着走回女生宿舍,弯曲小路的光线和景象,记忆里很清楚。委屈深刻镶嵌进那夜景里。

父权的现身可以像是这样,非常幽微,不明究理;但也可以很直接。比方说,刚开始约会的男生,什幺都好,唯一露出马脚的是微笑着评论:「妳再瘦个五公斤一定很好看。」自诩进步的运动圈,不管内部分工如何,媒体来了镜头总是追着男性发言人。任何专业人士若是男性,理所当然地做教授、法官、作家、机要、总统;若是女性,则必须冠上特别说明,才可以做女教授、女法官、女作家、女机要与女总统。

父权有时候也不那幺直接,是包装在善意里,一打开来看才明白是规训,甚至是压迫。从小看你长大的邻居阿姨,提醒说洋装太短了,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让人想入非非。尊敬的指导老师,开会时坐到对面,开玩笑说开会就是看着美女才有效率。(你心想我到底是来当花瓶取悦你的还是来做报告的。)

父权体制是一座迷宫,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都在那里面行走。有些路是死胡同,走进去就没有前途。有些路坡度特别高,阻力特别大,爬过去了却到不了目的地,甚至还绕远路。父权说,女人要美丽、温柔、善解人意、具备团队精神。不温柔不美丽,那妳就等着爬坡绕远路吧。父权也说,男人要强悍、果断、保家卫国。如果你恰好是个敏感细腻、宜室宜家的男孩子,那就走进死胡同里被霸凌吧。父权準备好了路给我们走,不乖乖走,就受挫;乖乖走,就得赏。因此女孩们忙着美白瘦身,男孩们忙着赚钱养家。

跟着父权走,是一条路,但这真的是属于我的路吗?

我要到多年以后,才终于能够解释那晚宵夜事件到底发生了什幺事。公共社群的边界其实往往沿着性别切割开来,男性,尤其是阳刚性质外显的男性,仍然是标準(default)的公民形象。在各式各样的公共领域当中,男性的集团总是被赋予理所当然的正当性,是镜头与人群眼光聚集的权威角色。男性不断複製刻板角色,佔据位置发表政治分析,在街头抗议。

我的小伙伴们并没有意识到,他们对「同僚」的想像是性别的(gendered):那是一群纯男性的伙伴,里面没有女性。因此,即使在共事的过程当中,人人都肯定合作关係正面愉快;但当私领域网络成型,延续公领域的伙伴关係时,同僚情谊的刻板设定即出现阻挠。因为,同僚情谊只能男人限定,所以男性须得将女性切割出去。

甚至,把女性切割出去是重要的仪式之一:透过裁割女性,男性同僚的边界更加明确。正因为女性不在公共群体的想像中,纯男性的聚会可以提升同僚情谊的密度,更加贴合自我期许的群体形象。

我是被长成女性主义者的:必须先压抑作为女性的自己,才能独立存Woman sleeping in office --- Image by © Brigitte Sporrer/cultura/Corbis

最重要的,女性是少数,可以轻易被捨弃而不影响到群体。我始终好奇,如果当时主要干部群里有超过一半是女生,我还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吗?对我而言非常明显,而那些男孩们不容易感受到的事情是:在公共领域中,女性往往没有独立的身份,或者她的独立身份通常必须努力争取而来。即使她的专业能力受到肯定,她的女性性徵仍然会成为议题(problemtized)。未婚的政治人物经常面临这样的挑战。结果是,她往往必须要压抑她的女性气质才能够获得公共身份;她的女性气质愈强,她的权力就愈受挑战。换言之,我必须先压抑作为女性的我,我才能作为独立的我存在。

我因此是被长成女性主义者的。我对政治有热情,期许自己成为公共事务的领导者。但是身为女性,我不断感到格格不入。政治的世界,是男性主导的世界,世界习惯男性作为政治的脸孔。

从小到大,即使同样担任领导工作,我不断被当成秘书、公关,我的外貌与私生活不断成为评论的主题。男性长官或同事相约应酬乔事情,永远不会找我;有一些门永远不会为我打开,有一些资源,我永远接触不到。我从困惑,不安,到自我否定;一直到成为女性主义者,我才知道,原来不是我的错,也不是男人的错,是结构的剧本写错了。令人难过的是,往往是那些受挫的才能看清父权的剧本,受益的总觉得剧本不存在。

多年后,当年的伙伴,有些也成了女性主义者。有几个人是到今天都还能愉快谈话的,有几个人至今不曾再交会。倒不是怀恨,只是觉得有隔阂。我们都是社会化的产物,也会成长,有些错误以前犯过,有些永不再犯。但有些人真能一辈子不看见父权,不看见父权的伤害,无须反思他/她的性别权力位置。男性女性皆然。

这样的人很多,而他们也还会再改变。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存在,我才一遍又一遍地确定了,我要一辈子做坚强温柔的女性主义者。父权在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现身,甚至还会拔山倒树而来。父权打败过我,我以后也还可能会输,但它终不能赢得太过轻易。

我一次又一次地準备好,心想,每一次的交手姿态都将更优雅,每一滴眼泪都更有价值。

书籍介绍

《台北女生》,二鱼文化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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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菁芳的生命经验是关于「独立」的反省:从愤怒与迷惘的青春里独立,从既定的性别结构中独立,从世界对台湾的定义里独立。过去数年间,台湾的公民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,这一辈台湾青年曾经经历过失望与愤怒,但像她一样的台湾青年也都在挫折里倾心相爱,爱他们共同的岛,组成共同体的人。

她纪录了成长过程中的痛,痛的必要性,痛中有无数甜蜜。方年满三十的她笔下所映照出的,不仅是她自身的,更是这一整个世代的青春、一个时代翻转后的自我釐清,与终究会到来的成长。

作者:许菁芳

高雄人,台湾大学法律学士,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,加州柏克莱大学法律硕士,现居多伦多。文字作品散见于网路媒体,女人迷Womany专栏作家。少时懞懞懂懂地做愤青,成人后是半调子文青。正职从事知识生产工作,关心东亚法治与民主。平日读书写字,跑步,摸猫,看电影。日常宅里实践女性主义,做独立的人,做自由的台湾人。

我是被长成女性主义者的:必须先压抑作为女性的自己,才能独立存